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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障体制看和谐社会
2007-12-13 00:00:00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郑洁     责任编辑:    点击:

和谐社会是党中央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新的战略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设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在当今中国社会内部各种利益关系多元化,人际关系复杂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构建和谐社会是十分必要的。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和谐社会应该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是一种民主法制,公平正以,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的确,和谐社会或许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社会。但问题是我们怎样可以保障这样的社会构建和持续长久的存在下去呢?有人说,和谐社会应该给人类谋取一定的物质利益,提供生存与发展的条件,从而把各类社会资源联合起来,形成合力。诚然,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发展经济,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保证人们最基本的生存,发展权利。然而,在我看来,发展经济只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充分条件,经济发展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并不必然代表社会和谐。在我看来,和谐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存在冲突,不存在矛盾,就像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也是社会诸种因素与社会个体的心理生理彼此结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给社会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张力,从而使社会在有序与无序,罪与非罪的交替嬗变中前进一样,权利冲突也是和谐社会中一种正常必然的现象,因为权利冲突意味着利益的冲突,价值的碰撞,在利益追求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冲突当然无法避免的。因此,和谐社会应该是一种有序的稳定的社会,这种稳定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和冲突,而是说社会的矛盾与问题都能得以在制度化的框架内通过程序化的方式解决,任何的社会矛盾与压力能通过法律的运作步骤得以化解或补救,这样的社会才至少称得上真正的和谐社会。

由此我们得知,和谐社会并非指经济充分发展,物质生活富裕的社会,也并非指没有权利冲突的社会,更不是一种仅仅表面稳定繁荣的社会,而是一种得到制度保障,有序稳定的社会,是一种各种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制度化的框架内解决的社会,当然有序稳定只是社会和谐的底线,突破了这一底线的社会就必然不是和谐的社会,但我们可以在这一底线的基础上,通过发展经济来追求更高层次的和谐社会。

荀子曾经说过:“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序,则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起乱也,故制礼仪以分之。”|在二十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封建制度的大厦何以牢固的屹立?可以说,就是靠的这个封建礼仪制度来支撑和维持的。中国传统社会是个“礼治社会”是非善恶的评价标准皆归于“礼”,他们守“礼”,护“礼”,笃信“礼”,虔敬“礼”,他们把违礼的人过不去,可以说,这就是一种信仰!反观当今,我们是否可以或多或少的从历史中总结一些经验教训呢?是否我们应该培养国民对法律的信仰精神呢?古人倡导过“择善固执”意即在善于非善之间一旦选择了善,就笃信笃行,终生不改,虽颠沛造次仍不放弃,在今天,我们是否应该“择法固执“呢?我们应该笃信、谨守,认法为理,信法为真,达到这样的境界,又何愁社会不和谐呢?但问题是我们的法律应该是怎样的法律呢?这样的法律必须以保障民主与人权为核心,体现民主精神与正义价值。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手段使民主、法治,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使社会和谐与否的最终决定性因素,如果说法治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得以建立的手段与途径,那么法制应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机制,它应该为和谐社会的有效的构建和长久的维持提供保障性机制。

    从立法方面,立法者应该对各种利益进行权衡。就实在法产生而言,其经历了两个过程,一个是道德化的过程,即对原初的利益关系进行道德调整,形成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另一个是合法化的过程,即在此基础上作的再次调整,从而形成法定的权利和义务,所以立法正义是重中之重,是法制的前提。是和谐的基础与保证。所谓的立法正义,就是指人民所应得到的权益得到平等的给予,应得的义务得到平等的负担,应得的责任得到合理的分配。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和谐社会应是公平正义的社会,那么在行政机关被赋予强大权利的社会,公平正义是否能得到实现呢?政府能否摆脱既得利益的束缚呢?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给人赋予权威就等于引进一个野兽,因为欲望是某种具有兽行的东西,即使最优秀的人物,一旦大权在握,总是被欲望的激情索腐蚀。”因此,权力的制约就显得十分重要。没有权利的彼此制衡,就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纯粹的法制社会,因此也不可能构建出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所以,政府的权利应该制度化程序化的行使和运作,应该受到法律的限制,约束和规制。

社会的和谐也需要独立的,中立的司法体制,这是由司法的特点所决定的,司法作为“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保障线”,其在构建和保障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拥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公民权利在应然道到实然的分配过程中,由于各自的利益追求和价值取向不同,相应的也会必然的存在权利的冲突,当公民不能得到立法所赋予的应有权力时,当公民的合法权利受到非法的侵害时,再限制私力救济的社会中,他们必然要寻求司法的救济。这时,司法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如果司法能够把以正义的理念,对侵害立法所确立的“度量分界”的行为进行惩罚,和被侵害的权利给与恢复,则不仅仅能起到促进纠纷的解决,维护法制的权威,就树立公民对法律的敬畏和敬重精神起到重要作用,而且能起到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如果司法不能公平正义的给与被侵害的权利就及时,受侵害的公民必然会寻求其他的非法手段甚至走向犯罪的道路,这必然对社会的稳定造成破坏,显然并非和谐社会的应有表征,因此,和谐社会是将难以建立的和维持的。

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制社会,只靠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力量是不够的,它离不开公民对法律的信仰,就像宗教有自己虔诚的信徒一样,法律也应有自己的“信徒”,法律必须得到人们的信仰,没有人们对法律的信仰,真正的法制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人民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使社会和谐与否的最终决定因素。和谐社会必然以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为保障,和谐社以确保社会的全面进步与社会个体的民主与人权,以捍卫和保障社会主体民主与人权为目标。其实这也是一个国家的法律的核心,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得到公众的认同,从而成为人们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才能唤起民众对他的忠诚、崇尚、信仰与捍卫。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族普遍愿意遵守法律呢?只有每个人的利益都与他服从的法律相关,且法律给与每个人以平等的保护与保障时,法律才可能得到人们内心的支持与遵守,虽然秩序意味着服从,但并非每一程度的服从都是值得赞美的,社会公众即使将纠纷诉诸法律,也并不意味着人们相信法律的权威与公正,以这样的服从所形成的社会秩序,能是牢固的吗?这样的有序稳定的社会能成为和谐吗,能长久存在下去吗?所以,只有法律不仅要体现国家的意志,而且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社会的价值期待,要靠其原则的公正,价值基础的科学而便显出良法的状态,进而获得支持。这种人们从内心支持的、自愿服从所形成的秩序才会长久稳定存在下去。只有这样服从所形成的秩序,才真正是社会和谐的本质的表征。

培养人们对法律的信仰,还要靠政府的守法、合法的执法。试想,如果存在一种恶劣的政府都不守法的现象,将会从根本上摧毁人们对法律的信念,法律被遵守的主要原因在效忠团的成员从信念上接受并在行为中体现法律所表达的价值。人们晓钟规则是因为规则能够表达人们参与其中的共同目的,如果说在政府都不守法的情况下,还有公民的守法存在,那么这种守法要么是一种消极的守法,要么是一种奴性的守法,要么是被迫守法。在这种情况下,至多有社会的表面安定所呈现的虚假的社会秩序化的外表,而绝不可能是社会的有序稳定而产生的社会秩序化。这种情况下,真正持久和谐的社会是不可能建构和存在下去的。

我国学者方流放也曾深刻地指出法缺乏实际有效性比没有法律更看忧虑,因为徒具空文的法律将动摇公民对法律的信任,一旦公民对法律失去信任,整个社会也就陷入失控状态,要纠正这种状态将经历长久而艰难的岁月。由此我们得知,构建和谐社会不仅仅需要立法机关制定出真正的良法,行政机关手法,合法的执法,司法机关公正的实现正义,而且更需要所制定的法律得到真正的实行!

当然,为和谐社会提供保障功能的法制应该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民主以一种稳定的可以预期的方式给政治与权利带来秩序,他当然是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与根本前提,丧失民主性,和谐社会的大厦将是没有一个基石的大厦,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使人权的核心,人应该有尊严的生活,每个人都应该被国家善待,每个人的内在价值与基本权利都应该得到国家的尊重和保护,同样,每个人都应得到自我发展和实现的权利,这样的民主社会,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和谐社会。

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我们国家在新时期新阶段所作的必然选择,民主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与手段,相应的社会的和谐也离不开民主法制。民主和由立法,行政,司法与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有机联系和相互制约构成的四位一体的法制应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制度性的保障,其实也只有在这种民主与法制的框架内构建的社会才能长久的和谐的存续下去。